我是1962年从湖头小学（现为湖滨小学）考入福州第三中学的。1968年从福三中高中部毕业，至今已经40年。岁月的流逝更增添了我对母校的感激之情，“上三中真好”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

记得刚上初中时，起初我被分配到了俄语班。当时我就着急了，一是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二是我对俄语一窍不通。父母都是老知识分子，粗通英语，入学前我也自学了一些。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提笔给杨国华校长写了封信，述说了我的愿望和请求，另外也提到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辅导、督促我学习等。想不到正式分班时，我果真被调整到了英语班。这一人性化的决定不仅遂了我当时的心愿，后来证明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上三中真好”的第一感觉便油然而生。

“励志、笃学、力行”是三中的校训，老实说当时我们并不太懂。但纯正的校风却犹如春风化雨，哺育着我们成长。1964年中国政府一个贸易代表团在巴西被无理扣留，其中一名成员是三中校友。代表团英勇斗争，最后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胜利返回祖国。记得林壁人校长还专程赴京看望了这位校友，并在全校宣传他的事迹。这件事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中校友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同学们都引以为荣。“上三中真好”的感觉也来自校友们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的一份份自豪感。

“上三中真好”的感觉还来自朝夕相处的同学。他们是来自各所小学、初中的品学兼优的佼佼者，勤奋好学，思维敏捷，行为规范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虽然饱经沧桑，历经坎坷，几十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与骨干，也许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三中有安排学生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的做法。每学期安排10天左右时间到郊区支农，同学们打地铺睡稻草，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品质。返校之日，在春日的余辉中，一大群少男少女背着背包，迎着和煦的春风，唱着青春圆舞曲，穿过黄花盛开的田野的情景，已成为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美丽画卷。飞扬的青春，连同少年时的佚闻趣事，几十年后依然是那么令人陶醉与遐思无限，使人津津乐道与回味无穷！

“上三中真好”的感觉更来自有名师指导。上初中时教我们平面几何的谢阜东老师，把解难题比作吃青橄榄——先苦后甜，越啃越有味道，从而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与兴趣。“吃青橄榄”的比喻十分妥帖，使人印象深刻与受益终生。此后，每当遇到各种难题时，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起谢师的这个生动比喻，于是就“化畏难为愉悦”，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心向往尝到“后甜”的滋味。上高中时的班主任是教授语文的王克衷老师，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出口成章。上课时常旁征博引，娓娓而谈，出神入化，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使人在享受中接受潜移默化。物理老师谢永铨讲解力学原理时绘声绘色，手舞足蹈，“S合”的洪亮声音至今依然萦绕耳际（S合为合力的意思，“合”字谢师读为“hou鲎”音，常常引来同学们善意的笑声与小声模仿）。教学水平高，加上敬业爱生，三中的老师真好！

 1969年我们结束了在三中的生活，赴闽北插队落户。 1976年我招工返城，当年“四人帮”被粉碎，百废待兴。单位领导聘请福州名师给科技人员补习外语，没想到请来的竟是当年三中的教导主任陈敬淼老师。敬淼师英语“拉拉苏”（棒极了），又十分严格认真、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名不虚传。时隔十年，我又有幸再次当上了先生的学生，从头学起。后来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又考上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名额，并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倘若不是当年三中校长同意了我改学英语的请求，从而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语言基础；倘若不是在遭受十年浩劫之后又遇到了三中老师，我怎能“起死回生”，实现上大学的夙愿呢？！每每念及此事，“上三中真好”的感觉就愈发强烈了。

  说来也巧，我的妻子、女儿也都是三中的毕业生。女儿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妻子则是先后支持丈夫和女儿攻读博士的所谓“博士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三中为我们一家，也为更多的家庭插上奋飞的翅膀，让他们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翱翔。

“上三中真好”，这是我和许多校友共同的感觉与心声！

 写于2008年10月2日参加福州三中65届初中毕业43周年暨68届高中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后归来。

王子齐（1968届校友，现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