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那时选专业全凭"父母之命，师长之言"再加政审和阶级家庭背景。

去年在美国，一位美国朋友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为什么美国领先科技发展?因为美国的孩子是凭兴趣学习。

教育，应着重于崇尚探索，鼓励独立思考的理念的培育已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曙光降临。

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三中的学生们是幸运儿，因为我们的老师们早已在身体力行这条科学的教育理念了。

当时，我是寄宿生，不知怎么的，迷上了越剧。晚上溜出去看戏回来往往要爬墙。但我个小，可以从大门下钻入。有次无法从寄宿部墙上翻进，只好到对面校本部从门下钻入，无处可呆，见厕所有灯，便进去补做作业，后被值班教师揪出，并没怎样批评，永铨老师至今还以为我是好学生，勤学苦读到夜半哩。今天在此坦白，自动投案。

当时物质条件十分贫乏，家里寄来有限的食品都被我用去追星了，我们毫不吝啬地把糖、鱼干送给那些星们，以博得在后台签名或摸摸她们的梳妆台的机会。那种狂热丝毫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

杨国华校长患肝癌去世之时，我在大学。那天眼前突然浮现出瘦瘦的校长在高考现场照料同学们喝豆浆的情景……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要重新处理那些食品。

另一位恩师是班主任朱笙均老师。

我们都是过来人，亲历过少年时光。那是长串日子和日子串起来的嘻闹，无奈和期待。我们急切等待着长大，冲破大人们的"压迫"，做一番事业--直到某日，突然心灵开了窍。

我忘记了那日子，但却清醒记得那时刻，当朱老师请我帮他缮抄译稿之时，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生的事业--当一名翻译!

朱老师每天清晨的朗诵，每天加在授课大纲之外的"杂闻旁道"，都给我指明了：这个行业的荣耀之后要付出的艰辛，在鲜花和聚光灯之后的汗水抛洒和毅力。我接受了这个命运，一步一个脚印地塑造自己的辉煌。

文革之中，当父母都入狱，我仍在四处拜师学英文，1978年冶金部举办出国人员"7·21"大学。我们共10人从南昌到长沙参加考试，我是入选的三人之一，得以到北京进修。三年的大学课程压缩成一年。记得天寒地冻，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在雪地上跑步半小时后读一小时书，要逼自己冻得发抖才进户内吃早饭，结果以优异的成绩提早毕业当见习翻译。

我们在江西十年，事业如日中天。但82年见到黄土弥漫的深圳土地，便认定这是中国的"共青城"--亲手建设一座城市，是人生中难得的际遇。我们抛开一切：辉煌仕途、四房两厅，(当时所有同龄朋友中没有的)和单位配备的小车，便打包南下，住进十平米小房间，连牙膏牙刷都放在砖头垫起的地上，一住两年。当时亲人朋友全都想不通，连江西省长都在大会上说："这么好的干部，居然被老婆'拐走'了，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

当时我们均已年过四十超过调入年龄。但我先生以优异政绩获得特殊指标。另一难题是孩子户口随母亲。我不得不努力。终于通过了特区最后一次面向全国的外贸干部招聘考试。在700多名参试者中最后只录取40名，我是其中之一，市政府没有食言，给予一次性解决全部户口(我带两个孩子)，并免交增容费共八万元。此刻回想，那真是一次背水之战--如不成功，还要耽误子女教育，因为外来户口学生要交一笔巨大学费，远超过我们的支付能力。

知识实力和良好的心理帮我闯过了这个重大难关，给我带来了更丰富的人生。

而这，是母校给的，母校的沃土不仅输送知识，更培育健全的人生观，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有了它，我才能"胜利大逃亡!"

由于职业关系，我曾走遍美国、英国、拉丁美洲和中美洲。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俗更是广阔的课堂。我在漫游中学习思索人生，贫穷的秘鲁人并不比富裕的美国人少快乐。牙买加黑人一无所有，但他们的爵士乐却极有风情，那非洲鼓声伴着天风海浪在夜空中回荡，可以听得人热血沸腾……

由此，恍然小悟：富贵功名实在是身外之物。求学求知目的在于塑造有个性、有激情、有痴心的生命，学习爱人民、爱理想、爱祖国；这样的生命在归于尘土之际，可以余香依依，芳菲长存。

人间芳菲多了，邪恶自然就减少。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地球幸甚。
故去年三月从美国回来之后，便一头扎入培训与办学之项目。蒙永铨师不弃，又接纳入门作弟子，学习办学之道。

我是一颗幸运的种子，偶然落入母校三中的沃土，方得吸日月之精华，承名师之点化。真是寸草仰望春晖，无以为报，只能执着于这个天真的梦想。

有三中精神，我的梦想都已一一实现。为弘扬三中传统，我的新梦想也一定会实现。

         63届校友于丹写于深圳碧波楼1998年12月2日

（稿源：《校友通讯》第二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