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我入学母校首届初一班。三年中，母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教育之恩，终生难忘。当时校风虽未形成，但有毛雨细润。经历过苦难的学子来到新校新址，兴奋不已，勤奋读书。老师潜心治学，严格要求学生。学校开办远足、夏令营等多项活动，还办过几次学生大小楷展览，我的毛笔字就是那时走上正轨的。初二刚开学，日寇沦陷榕城，市中（母校）和市商在闽清梅溪口南面的穆源成立联校。吃、住、学、操都安排在一个祠堂及周边。师资不足、设施简陋，对学业影响很大。但幸运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开了一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教导我们勿忘历史，爱我中华。

1955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修完学业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这一待就是35年。起初，在经济学专业教农业经济学，以后，开过农业技术经济、经济政策、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经典著作等课程或专题。由于上面政策变化快，决策透明度低，学校与地方部门又很脱节，备课很吃力。在经济专业教学，老师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下乡跑工厂，取得第一手材料。1958年学校又让我到酒泉干部劳动锻炼农场劳动一年，从开荒、播种、田间管理到收成都操作过了，深感农民劳动的艰辛。在这三十年的时光中，我是平平凡凡走过来的，但是学校还给了我较高的评价：三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培育新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为我颁发了光荣证。

十年动乱后，学校对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培养目标等做了一系列调整。我的工作有了变动，从教学岗位逐步转到科研岗位上来。这时，学校成立了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调我去当副所长。根据工作需要，原来的专业知识已经不够用了，必须和畜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发展战略学等学科相交叉，和相关专业专家合作研究。下面说说我参加几个大项目（大课题）研究的个人点滴情况。其一，甘肃中部处在干旱半干旱黄土高原，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人为破坏，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1984年甘肃省委做出《甘肃中部地区三年停止植被破坏》决定，把中部18个县列入项目中。我们受邀参加，并分工先去通渭县做调查研究，我任省、地、县联合调查组组长和另一位教师负责写出该县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坏调查报告与数学模型》。省里综合18县报告后做出了整体规划，并付诸实施。我是该规划汇编的副主编之一，在省里有关同志指导下完成了任务。经过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三年后检查，基本完成了停止农村挖草根烧火做饭取暖的任务。其二，我参加了另一个大项目《甘肃中部种草养畜农牧结合研究》，项目主持人是一位总畜牧师，她从1978年就开始在申家山村试点，推广种植优良牧草（红豆草），以草养畜，出售畜产品和草籽，使农民受益三百多万元。我是第四主持人，负责经济和收益分析。在调研基础上，写出《用商品经济观念指导种草》《做好推广种草的经营工作》和《申家山农业社种草养畜经济分析》等几篇报告。截止1988年，红豆草在19个县累计推广61万亩。《人民日报》曾以《走申家山的路》为题发表短论。其三，1984年，西北五省（区）和西安市科委协作进行《西北地区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项目负责人是一位省科委领导人，课题组长为兰州大学校长（兼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所长）。我是课题组长助理、总报告组组长。除了五省一市合作成果外，省（区）还有各自的成果，我们这个研究所，几乎成了这个大课题的办公室。我除了协助处理课题组日常事务之外，还负责起草总报告部分内容，在这个基础上由几位同志分别负责写出总报告讨论稿。我执笔的是科技发展战略思想部分。这个课题经过三年的努力，1988年6月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评审，并列为国家科委软科学项目。其四，这个期间我还参加由国家计委批准的《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国土规划综合规划》的试点，其中种植业发展规划部分由我执笔。这个综合规划，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其五，还担任《草原畜牧业经济研究》项目第二主持人，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之一。我执笔《草甸——干旱草原——荒漠草原过度地带的畜牧业发展道路》部分。由于学校重视和集体努力，兰州大学以西北人才培训、西北开发研究等的特色受到中国教育报等几家报纸的关注和报导。我作为学校一员，虽只做了点滴事情，但也深受鼓舞。

区域经济学是我中后期科研主攻方向，主要成果有：主编《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探索》（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资助）；主编《中国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关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主编《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中日专家合作研究）；主持《福建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省社科院课题）等。还有任副主编的五个项目和参编的四个项目。通过长期科研实践，认识到区域之间经济技术梯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决定于产业结构的优劣，取决于该地区主导产业部门和其它部门在工业生产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在创新阶段和发展前期，该区处于高梯位。随着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衰退部门及其产品、技术逐步由高梯位区向低梯位区转移。这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不断更新和加强区域协作条件下，人们可以因利势导、创造有利条件，促使低梯位地区的局部或整体赶上来。我国在近几个长期计划中，均注意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在东部沿海高速发展同时，促进中部崛起，加大西部投入与开发力度，这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