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从上海交大毕业到北京邮电部设计院工作，正赶上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通信建设开始发展的重要时期。走上工作岗位就被派跟随当时的东德专家学习。回忆这一段学习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一个年轻专家，听说我们是大学毕业生就表示拒绝，好在一位统一工人党的老专家表示欢迎，就是这个曲折害得我们几个人从重庆跑到长沙遇上发大水吃了几天馒头充饥。但是这一段学习让我们初步认识了实际的通信系统概念，为我以后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开始了我们国家的通信建设。在这段时期我主要参加了市内电话交换机的建设，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初步奠定了国家大、中城市的市内电话通信基础，学习欧美、学习苏联，从无到有克服了无数的技术难题，拥有和创建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市内电话建设的技术体系和规范。回想我读大学报考当时最时髦的电机系学通信，就是向往学无线电，觉得有公式、有理论、很神秘有学头。被分到市内电话专业很沮丧，以为市话就是一棵杆子两条线没有技术，当时这种想法是多么幼稚。

六十年代初我被选送到上海学习当时最先进的纵横制交换机技术。这段学习也很有意思。当时上海个别人不欢迎我们这些大学生，故意在交换机上做人为障碍，我们这些缺少实际操作经验的人当然是出足洋相。不过这段“考验”还真不错，让我们更清楚自己身上的不足。六五年我参加了国家首部东方红1号编码纵横制交换机的攻关会战。这是当时邮电部组织的重要的技术研究项目，目的是我们国家要自力更生做出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交换机，这个交换机虽然不幸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但是在推延了一段时间后，还是顽强地做出来了，我国这一部交换机上奏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

从六九年到七二年，我在邮电部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多。这一段劳动很有收获，我学会了种水稻的全过程，学会了瓦工、木工盖房子。在知识分子还要用的政策下，从干校回来，我幸运地很快融入我们国家重新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通信大发展浪潮。

七十年代邮电部考虑到全国的通信要大发展，必须对重要的技术要求和关键指标作出规定。对各大城市如何制订通信的发展规划，不仅需要提出一系列技术原则还要做出范本。决定由分管建设的副部长挂帅组织一个会战班子，由相关单位抽调人员。我以主要成员身份参加了这项工作。最后形成了“北京电话网总体设计”，为当时我国通信网规划提供了范本，同时也为到来的全国通信大发展准备了技术骨干。在“总体设计”指导下，我继续参加了“北京市话网十万门扩容工程设计”，这在当时是一个自主创新的大规模的工程设计项目，这项设计获得了国家设计金奖和国家设计特奖。

从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我参加了大量通信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参与和负责编制了多项设计规范和标准设计文件，为通信设计工作的基础建设做出了贡献。在这期间我还曾担任我国八大长途一级中心的沈阳通信枢纽和南京通信枢纽工程的通信设计总负责人，并曾担任北京、杭州、昆明等大城市市话工程的设计总负责人。今天我到这些城市站在这些通信大楼前，看到自己负责的付出了心血的通信建设成果，为自已的祖国繁荣富强做出了贡献，感到无比的欣慰。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建设数字程控交换机和大容量的传输通路，在这个重要历史阶段我参加和负责编制了第一套“1240系统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技术规范书”和“市话网技术体制”，也获得了奖励。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我国南北纵向大通路的京沪杭、京汉广中同轴建设工程。

1984年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大历程，我从工作了三十年的邮电部设计院调到江苏省邮电管理局，出任副总工程师。这是邮电部为了把大发展时期中央对通信建设的意图和理念尽快和地方融合的一项举措。

到江苏后不久，我又兼任了引进办主任。通过我的这两个职务，主要负责全省的通信技术工作，领导和参与全省通信重要技术政策的制订，全省和各市的通信网规划编制和重大工程技术方案的审定。同时担任全省引进国外先进通信技术和通信设备工作的负责人，负责项目融资和引进项目的技术及商务谈判。我们从日本、比利时、瑞典、西班牙、法国、美国等国家进口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为获得外汇和建设资金我们拿到了瑞典政府贷款和日元贷款，这些都是低息的优费贷款，给我们大规模的建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一期间江苏省通信取得建国以来最大、最快的发展和技术上突出的进步。回首这段经历，大家心中还是非常自豪的。当然工作中我们也遭遇许多挫折和付出了艰辛。例如，这期间我们遇到日元大幅度升值，我们由于种种原因签下了货币用日元付款的合同，签合同时1个美元兑换130日元，以这样的比率申请了美元额度和准备了相应的购汇人民币，可是临近付款时日元已经升值到1个美元只能兑换100日元，我们到哪里去增加多出的美元额度，我们企业又如何调剂出增加的购汇人民币？找供货日方谈判要求以降低的汇率计算改成美元付汇合同，这当然只是我们的如意算盘，找日方谈判代表谈，答复是NO！找他们高级主管谈，答复还是NO！…但是我们这些谈判人员的韧性是经得起考验的，最终我们在内外各方的努力下还是取得了日元增值部分各承担一半的不错结果。只是我走出谈判现场时发现自己的白发成片增加了。不过这种表面上“无理搅三分”的谈判还是为我无数谈判的生涯增添一些值得回味的乐趣！

在江苏的最后一段工作是为江苏省移动通信大规模的发展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我要把移动电话搞起来的情结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我们经过努力从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拿到了使用瑞典政府贷款的项目。从对欧洲发达国家的通信考察中，我们发现在欧洲巳经使用的移动电话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通信方式。瑞典政府派来资深通信专家考察江苏经济社会状况。为使用政府贷款做评估，我抓住了这个难得机会全程陪同考察。从江苏飞速发展经济的前景，人文地理的特点，移动电话对江苏社会、经济、减灾抗灾的应急通信等等，对专家做了大量的“灌输”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专家被打动了，在他给政府的评估报告中极力要求批准用政府贷款帮助江苏建设移动电话。遗憾的是瑞典政府仍然是以移动电话是“奢侈品”否决了这个报告。我要建设移动电话的决心当然不会因为这个挫折而动摇。因为十几年来，想为广大用户提供一种拥有自已的一个唯一号码，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任何人实现通信，而且通信不仅包括通话，还可以发传真、送数据、送图像始终是我的理想。移动电话让我看到了这个理想的逐步实现。90年我终于开始了在江苏建设移动电话的工作。尽管当时资金困难，移动电话有多少用户愿意用等负面问题都要我们去做工作，建设还是在艰难中起步了，而且在以后几年中得到快速地发展。98年在我退休前江苏移动的模拟A、B网，二代GSM网篷蓬勃勃地建起来了。今天在七千多万人口的江苏省已经有近五千万的移动电话用户，这是多么让人鼓舞的成就啊！

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在这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取得了全人类有目共睹的辉煌发展。我非常庆幸赶上了这样的年代，我们幸运地跟随祖国的发展发挥自已所能，做出了无愧于国家培养的一些成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