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1951年夏天，正在福州市一中（今福州三中）读高中的我和许多同学一起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考军干校。我选择了气象兵种。被光荣录取后，班上老师同学都对我们表示热烈祝贺。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还在南郊广场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随即我便收拾行装赴成都进入西南军区气象干部训练班学习气象技术。还记得当时彭平处长、姚国士政委对我们的学习、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翌年毕业。学员们纷纷申请到抗美援朝前线或到艰苦的边疆地区去战斗。我荣幸地被分配到了西藏，心情万分激动。因为我觉得能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那是无上的光荣，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由于五月期间牦牛没草吃，我和另两位战友杨忠渭、李文策只好先到峨眉山气象站见习。我们三人乘汽车到乐山，然后步行进峨眉县城（当时那里没有公共汽车）。途中大家不畏艰难险阻，还边走边兴致勃勃地唱着“青年团之歌”。站主任周朝阳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

在县城见习期间，每当做气象报表时，都是由周主任报数，我们三人打算盘。杨忠渭、李文策两人算盘熟练，打起算盘既快又准确。而我却又慢又易出差错，自感惭愧。于是，暗暗下决心要苦练算盘。从此我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到外面坡上反复练习。工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我打算盘的速度和准确性终于超过了他们，我心中无限欢乐。

不久，我们要到峨眉山气象站工作。那天，天刚麻麻亮，我们从峨眉城边出发，到铁索桥附近开始爬山至山顶。路程120华里。途中有十分难爬的“七里坡”与“蛇倒退”等陡坡。当时又正值“清匪反霸”土改时期，一路上基本看不到人。我们到了半山初殿蚕种站冰库吃过午饭后又继续爬山。沿途还有蚂蝗叮咬，咬得我们鲜血直流。我们三人当天傍晚终于登上了站址千佛顶。当时站上只有蔡荣超同志一人工作。他见到我们十分亲切。在工作中他把高山气象观测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山上由于天气寒冷，一年中多数时间都要烤火。站上的一切生活用品都得由山下准备好背上来。所以在山上要想吃菜吃肉都很困难。那里气候也恶劣，经常有雾，住处十分潮湿。在山上可以见到在山下看不到的天气现象，如雨凇、雾凇、霜柱、云海、佛灯等。雨后或雪后还可以看到西部雪山。

因为开辟西藏航线的需要，我和杨忠渭被留在了峨眉山气象站建高空发报站，目的是定时获得3000米高空气象情报。气象电报由我编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由自己发报的高度紧张状态。从此，峨眉山有了每天六次的气象情报。我们十分惧怕夏季的闪电与雷暴，常常是整个积雨云包着山头打雷。有一次我值班遇到巨雷，吓得我一屁股落地，铅笔与观测本也随即落下。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又是机要观测员，掌握着密码，所以不能下山。头发长了，只好请山寺的和尚帮忙剃个光头当“年轻和尚”。气候恶劣加之劳累，我吐血了，一次会吐半茶杯。但我始终坚持工作。当时我们站上一共只有三个人，要轮流值班，还有夜班。我不忍心因去治病而只剩他们两人。结果病越拖越重，竟被抬下了山住院治疗。周主任对我关怀备至，请了峨眉山医术最高的九老洞老和尚为我治病。半个月后大有好转。又休息了十来天，我坚决要求上山工作。因为我想再苦也苦不过前线抗美援朝的英雄。由于我带病工作，组织上授予我“三等功臣”。

几十年过去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是峨眉山一到冬天，下雪或有雾时，常见一片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有雾凇时更是满树琼枝，犹如梨花遍山，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一旦出现冻雨，风杯被冻不能转，无法测风速，那就只好用竹竿打冰。有一次，我值班碰上这种情况，夏树馨同志帮我打冰，突然他因不慎滑落下去，我吓得直叫，大汗满身。因为房屋边沿就是万丈深渊的舍身岩。但是小夏落下后很快就爬起来了。原因是翻修房子时旁边堆了不少竹子，他落地时就坐在竹子上，毫发无损，真是万幸。另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的春天。一次大雪封山，没有办法运输。灯油不够了，眼见当晚油灯点不过去，无法正常工作。我想，我是团支书，理当去借油。因此，我冒着过膝盖的积雪，从千佛顶向金顶庙子迈进。由于积雪很深，只能探路前进，两个小时后才到达金顶。我向和尚借了三斤菜油回来，才解决了灯油问题。

几十年来，祖国气象事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我是历史见证人之一。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填“临江仙”词一首，作为短文结束语：

仁者乐山智乐水，莫须竟胜争雄。

荣华富贵尽虚空，风流潇洒在，笑对落霞红。

功过是非何所计，自持两袖清风。

有缘千里总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