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4年高中毕业离开母校，转眼间已经45年了。当年展翅欲飞的雏燕，如今已经到退休年龄。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福三中优良的校风学风、老师一流的教学艺术和严谨的教学态度。回忆母校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道路，不禁想和今天的青年学生讲几句话。

一、坦然面对磨难和挫折

1960年因父亲（卢嘉锡——编者注）调动工作，我从厦门转学到福州三中。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居民粮油定量大幅削减，而我正在长身体，体能受影响特别明显。再加上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家庭生活优裕，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那时学校经常组织下乡劳动，这对我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行装靠家里打点，自己还扛不动；劳动时体力不支，不但做得慢，干一会还得歇一会。但几回下来，我“熬”过来了，也“炼”出来了。我能自己打背包下乡，干活也能跟上大家了。

1970年我大学毕业，正值“文革”期间，被分配到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工作，条件实在艰苦：一年到头没有菜油供应，买盐也有定量，经常是清水熬菜叶再放点盐，铁锅天天生锈；只有春节和国庆才能供应点肉，还要把肥的切下熬油留着加餐时炒菜用。半年下来，我的体重减少了20多斤。对这次新的、更长时间的磨难，如果没有60年代下乡劳动迈出的第一步，很难想象我能经受得了。结果，我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做出了成绩。

人生不仅要经受生活、体力、精神上的磨难，还难免遇到各种挫折。我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可是也难免有“败走麦城”的时候。记得高二下的一次政治考试，我竟然只勉强及格，这让一贯“名列前茅”的我羞愧难当。但我马上认真查找原因，对症下药，消除了隐患，后来的考试，我又排到前几名了。

当年频繁的下乡劳动，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是今天应引以为戒的。但是，人生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艰苦和挫折既是折磨、也是砺炼。心理脆弱与体力不强同样难以担当大任。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的筋骨、锤炼了我的意志；不断遭遇的大小挫折，让我更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平静水面下的礁石险滩。生活是多彩的，既有鲜艳，也有暗淡。多彩的生活养成了我坚毅的性格和坦荡的胸怀，无论顺利还是曲折，我都能坦然面对。

二、努力做到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是指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现在常见媒体上炒作“怪才”、“偏才”，但我想，他们是个别的，而我们的教育要大量培养的应当是能适应社会普遍需要的人才。

中学阶段对于学生来说，是从基础知识向近现代科学知识迈步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生观价值观长成的关键时期。要扎扎实实、生动活泼地学习，打好基础。福三中在各学科都有许多一流的老师，这是母校的荣耀，也是学生们的幸运。想当年，名师们精彩的课堂教学深深吸引着我、激励着我，各门功课齐头并进，不仅数理化，语文外语等也都学的很好。

学校组织了各种学生课外兴趣小组，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学习负担情况自由参加。我就参加过数学、物理、化学兴趣小组，还参加过省、市和学校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有的还得了名次。那时的竞赛气氛相当自由、轻松。学校还有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我们班男生还组织了一支口琴队，学校晚会上，少不了我们的口琴合奏。我还在学校团委、学生会办的大型板报《三中青年》当过编辑。

当年母校对我们全面的知识教育、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让我一生受益无穷。30多年前我在贵州农村，因为会修收音机、理发、扎针灸，很受学生、农民欢迎。在气象站工作，每天早晚放测风气球，观测点与绘图点相隔30米远，每分钟报告一次观测数据全靠喊，遇到大风、打雷更听不清，我就到县电信局要了两套耳机话筒和几个报废的钾电池，连接成“专线电话”。这些技能不少是我在母校时学会的。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曾主讲天气动力学专业课，不但复杂的数学公式推导可以不看讲稿在黑板上从头写到尾，而且一些地理知识、历史典故也可以脱口而出。我还开过一门计算机应用全校选修课，因牵涉到多学科知识，课间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是学中文的？”我说：“不是。”又问：“是学历史的？”“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我甚至也不是学计算机专业，而是学气象的。我当系党委书记之前连支部书记都没干过，不少人以为我单纯业务好，为我担心。但我有自信，因为我经历过磨难和挫折，又得到过比较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当干部之初，系里新年联欢，学生起哄要“系领导表演节目”，我说：那我唱支歌吧。有位同事不信：“你还会唱歌？！”结果我唱的效果还不错。

做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与各方面的党外人士交往，虽然我不懂各学科的全部高深知识，但却了解最基本的学科内容，无论学术、文化、生活，我可以与党外教授们“无话不谈”。唱几首俄语歌曲、台湾歌曲更成为我在统战系统联欢会上无法推托的保留节目。我经常笑称：“我原来是搞自然气候的，现在搞起政治气候来了。”有人问我如何实现“角色转换”，我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增强工作责任心，并把多年教学、科研工作中养成的科学眼光、科学思维和科学态度应用到统战工作中来。我想，这都得益于母校对我的全面培养。

三、勤恳工作、认真做事

母校的老师许多都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们工作仍然那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们也总是教育我们要勤奋学习，要养成认真、严谨的态度。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当年在学校里激励着我努力上进、刻苦学习。离开学校后，我至今仍然时刻牢记心中，鞭策我勤恳工作、继续学习，不断做出新成绩。

许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平常工作认真，甚至到了“较真”的地步。我担任统战部长以来，每年都要写出一两篇统战工作论文。即使是以统战部集体名义发表的文章及统战部的各类工作报告，多数也都由我执笔。我担任北京市台联会长时，每年代表大会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工作班子写出初稿，我都要认真修改，字斟句酌，往往要反复好几次。我想：既然当领导，我就要对主持的工作负责，要让历史档案中少留些遗憾。担任北京市十届政协常委期间经常要讨论工作报告、决议案、建议案，大家都知道我“话多”，所谈意见包括大的框架，也包括一些具体提法和文字。如果哪次会上我没有发言，不久就有人问：上次会你是不是没来？市政协机关同志很认可我的认真态度。

其他事情，凡是我经手、或是参与的，我也十分“较真”。看一篇文章、听一个报告下来，我往往“妄加评论”：其中哪几点有新意，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哪个提法值得斟酌，哪些论据有瑕疵。一次，学校一份工作报告稿提出要建立“处置及时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就找有关同志反映：这个提法不严谨，“处置”问题是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对新闻发言人来说，应当是“反应及时适度”。后来工作报告定稿照此做了修改。前几年有个部门送我一本他们编印的“实用手册”。没想到几天后我写了一封七、八千字的长信，从中挑出几十条错，涉及政策提法、地理常识、近现代历史史实等等。甚至连某页北京地图中的地名，小六号字的“崇文门”印成“祟文门”也被我挑出了。有的同志感慨：这么小的字，字形又挺相像，你一千多度近视眼竟能一眼看出来！后来，该部门负责人专门给我回信，诚恳接受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