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题目的时候，四十多年前的一切如同电影一般展现于我的眼前，校园的老榕树、白玉兰树、游泳池、教学楼、礼堂、音乐室以及校办工厂的车间；尊敬的谢永铨老师、郭锦枢老师、林美英老师，还有许多熟悉的师辈，包括我的父亲——陈敬淼，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带着亲切和温馨，牵引着我无限的感怀与想念。

可以说，我从小是在三中长大的。因为父亲曾是福州三中的英语科教师。小时候，我十分顽皮，性格像男孩，经常喜欢打打闹闹，假期里常把院子里的孩子们组织起来，白天一块做作业、玩游戏、打球等，孩子们被我管得井井有条。林壁人校长特别欣赏我的组织能力，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很希望我回三中工作。只是父亲那时任三中校长，我担心工作起来不方便，便没有了这种可能性。

1966年文革开始，家里自然也受到冲击。第二年，搬出三中宿舍，住在二中附近，就学于二中。1970年，父母下放到哥哥上山下乡的顺昌。为了能够让我照顾年迈的外婆（外婆家住三中附近），初二转学到三中，班主任是林美英老师，因为从小在三中长大，彼此熟识，对我关爱有加。

到了高中，班主任换成谢永铨老师（后来他是三中副校长）。那时学校规定：学生在一学年中要有几个月在校办农场边劳动边学习。学校的农场建在北峰汶洋，离市区挺远的。有一回，我在校办农场，大约是父亲给谢永铨老师写了一封信，说要从顺昌回福州一趟，并且想看看我。谢永铨老师便亲自把我送到汶洋车站，买了车票，还买了一只番鸭叫我带上。并叮嘱：“和父亲多待几天，不着急回来。”此情此景，现在想来依然有无限的温暖在心头。

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得非常大，永铨老师把同学中的一些人叫到一起，说：“听说将从你们这一届开始选拔上大学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努力。”在农场的日子里，白天劳动，晚上念书，生活艰苦，但许多同学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头，极其用功。我自然也和他们一样。这之后，许多人还真的考上了大学，比如我的同窗好友江津、钱薇、邹式汀等。

三中的郭锦枢老师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教师，他不仅有丰富的音乐知识，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他刚分配进三中时，就曾经引起了轰动，父亲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母亲也想让我拜他为师，无奈我那时年幼贪玩，一直没能开始。初中的时候，我萌生了强烈的学习钢琴的愿望。因为母亲在幼师教音乐的缘故，我便进行了一些基本的练习，后来就正式拜了郭锦枢老师，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钢琴。可以说郭锦枢老师是我的钢琴启蒙老师，是他带我走进了音乐的殿堂，同时，他既认真执着又乐观向上的精神追求还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从小，我对文艺感兴趣，除了学习钢琴外，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不时地外出表演，舞蹈跳得特别用心和出色，还学了点芭蕾，在三中曾跳过芭蕾“白毛女”片断。

1973年高中毕业。谢永铨老师把我们几位同学留在由他组建得“射流车间”里。我则一边当郭锦枢老师的教学助手（正好那时候他的声带有些问题），一边在工厂里做工。三中的校办工厂和音乐室仅一墙之隔，就在教师宿舍楼下。通常，每天早晨我会提早到校练琴，休息日或晚上也经常在那练琴。说实在的，厂长李国光老师对我很宽容，容许我不时去练琴什么的。其实，早晚练琴，对住在那里的老师也多有吵扰，但大家对我都很关爱。

当时三中设有“文艺班”， 我和郭老师一起带了两届，学生中就有我现在的同事劭宁。那时我主要负责舞蹈，期间也编创一些舞蹈节目，总的来说算是做的比较好，外校的许多人还特地跑来我校学习。

1977年的一天早晨，父亲非常高兴地拿着收音机跑到我的床头，把我摇醒，说“你听，你听……”，接着，我就听到收音机里面说恢复高考的事情，很是高兴，父母鼓励我去报考，父亲说：“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只有自己努力了才会有所收获。” 并征求我的意愿。最终决定：报考大学音乐系。专业考试的时候，郭锦枢老师亲自带我去。当时全市才十几个名额，很多专业团体的演员都去报考，年龄层次差别很大，我感觉考大学比登天还难。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幸运地考上了福建师大艺术系。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16年了，此刻，叙述关于三中的记忆，我的笔依然不由自主地写到他，这实在是因为父亲对于三中以及作为三中学生的我的成长关联紧密。

父亲下放回来以后，在三中教务处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才得以复出，先后担任教务处主任、副校长、校长。父亲是一个严肃而又富有爱心的人，学生对他多有敬畏。有一回我路过操场，上课铃声响后，一群准备上体育课的学生吵闹不止，却猛然间寂静下来，回头一看，原来是父亲在远处出现了。虽然父亲对学生较为严厉，但他却深爱着学生。记得父亲去世准备出殡的前夜，八点多，家人正准备休息之际，门铃响了，来者自我介绍是父亲的学生，正在省立医院住院，刚知晓父亲去世的消息，因为自己正住院，无法参加第二天的葬礼，于是由家人搀扶着，前来表达对父亲的悼念。言谈中我们了解到，他当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能上大学，是父亲爱惜人才而将他留在三中教务处工作，后来调往家乡的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现在生活得很好，他一直十分感激父亲。

父亲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在三中担任校长期间，我们家没有房子，全家挤在外婆家住。学校后来盖了几座新的教师宿舍，分房子时，父亲对我们一家人说：“我们不要拿房子，这样更好工作”。此后虽然父亲有升迁（任福州市副市长——编者），但都没分到单位的房子，一直到了1992年，父亲所在的单位建房，才分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但他只住了一年不到的时间，1993年4月就去世了。

我每次见到父亲的同事、朋友或他的学生们，大家对父亲的为人及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三中的贡献等都十分赞赏。我的内心总能感受到一种温暖与激励。据我所知，后来父亲担任市领导，还念念不忘三中，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三中校友联系，总是希望把三中的校友拢在一起，加强联系。1985年他赴香港工作，创建了香港的福州三中校友会。这一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以及对三中的热爱。

父亲对我要求很高，我在幼师工作的时候，曾想放弃行政干部职务，专心教学，父亲知道后很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说：“如果我是领导，最不爱听到这种话，你有能力为大家服务，为什么不做呢？”从此，我明白了，人要不断地追求上进，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不应该有终点。如果说我今天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成绩，与父亲的教育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与三中有关的这些经历，无疑是难忘的。三中，是我最初的成长摇篮，它为我的灵魂打上了第一层底色。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浮华落尽，留下真醇。我只想说：“三中，永远在我心底的最深处。”